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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生介绍，玉石价值一般相对较高，因此大多数珠宝行业内的交易，都需要有鉴定检验机构对玉石的客观鉴定资料作为交易基础。基于此，在购入该玉雕时，王先生要求“聚玉堂”出示相关鉴定证书。一个月后，商家向王先生提供了一份鉴定证书（下称鉴定书1），该证书显示的检测日期为2021年9月29日，其内容显示“33. 786g”的“白，棕黄”和田玉挂件“见和田玉子料特征”。

澎湃新闻对比发现，王先生的两份鉴定书，扫描二维码后均能查到检测结果，但买玉器时商家给的证书未盖机构章，后来检测得到的证书盖有检测机构的检验检测专用章。

王先生称，他身边同为玉石爱好者的朋友们对该证书的权威性表示认同，这也让他更加相信自己所购的玉雕价值不菲。但在之后的某次聚餐上，一位好友向他透露了珠宝鉴定证书的“可操控性”，他遂对该玉雕的真假心生疑虑。2023年2月下旬，他自行到珠宝国检集团苏州实验室自费鉴定。

“因为不放心，我特地找了这家公司的负责人张先生来鉴定。”据他回忆，从送检到开具证书大约需要一周时间，在等待证书的这一周内，张先生向他口头表示该玉雕并非“真玉”。第二份鉴定证书（下称鉴定书2）显示，检测日期为2023年2月27日，其鉴定结果最终显示：“39.668g（带珠链）”的“白，棕黄”和田玉挂件“未见和田玉子料特征”。

王先生说，2023年9月4日，王先生向苏州姑苏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就此事进行投诉，并在市监局工作人员的见证下与检测机构相关负责人张先生进行谈判。张先生向他与市监局承认鉴定证书存在矛盾，表示不应出现一物两证、结论相反的情况，希望与王先生进行调解，但并未同意他提出的赔偿14万元。他最终拒绝了调解请求，并对涉事机构进行举报。

3月7日，澎湃新闻记者联系到珠宝国检集团苏州实验室相关负责人张先生。张先生表示，目前市面上有许多造假的鉴定证书，仅凭证书编号或二维码等查询方式无法判定证书本身的真假，只有线下将鉴定物件与证书一并带到公司或同一集团子公司进行判断才有效。“我们确实出过这个编号的证书，但是消费者手上的证书，编号有可能一样，但具体内容与当时实验室出具的内容是否一致无法判断。”而对于王先生反馈的相关事宜，张先生表示此事涉及顾客隐私，不便进行答复。

澎湃新闻注意到，扫描两份鉴定证书上的二维码标识后，页面跳转出的两个电子版验证结果与纸质版证书结果一致。但鉴定书1未盖鉴定机构印章，鉴定书2盖有机构印章。

王先生举报后，他2023年9月22日收到的来自“苏州市姑苏区12345热线”的短信显示，经部门核查，被举报人涉嫌出具虚假鉴定报告，部门依法立案查处，并在法定期限内办结，具体处理结果将通过12315平台反馈给举报人。

不过， 2024年3月8日，澎湃新闻联系苏州姑苏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双塔分局，工作人员回复称，去年9月接到王先生举报后，有关部门采取立案措施并对涉事鉴定机构进行了相关调查，但并未发现其违规行为。该工作人员表示，今年2月中旬有关部门已通知王先生终止调查，若重启调查，需当事人补充新的证据。

王先生称，除了珠宝国检集团苏州实验室，也在其他检测机构对该玉雕进行过鉴定，但结果仍然真假并存。他表示，鉴定机构的检测标准都是机构内部自定，因此机构与机构之间往往并不相互认可。

同日，记者再次向王先生求证，对方表示，因担心双塔分局处罚力度不够，他早在去年11月就向市级相关部门投诉，并在年底主动申请终止双塔分局的调解。但截至目前，他的投诉暂无新进展。王先生还表示，未来不排除使用法律进行维权。

王先生认为，珠宝国检集团苏州实验室对同一件玉雕进行检测，却出具了前后矛盾、“一真一假”的两份证书，造成了他较大的经济损失，鉴定机构应该赔偿。王先生回忆道，该机构负责人张先生同意收回第二份结果为假的鉴定证书，但拒绝赔偿。而对于当初销售玉雕的“聚玉堂”商铺，王先生表示他与老板本是好友，现因鉴定证书一事不欢而散。

针对上述情况，3月1日，澎湃新闻记者致电珠宝国检集团苏州实验室。公司客服表示对王先生一事并不知情，但通过查询证书编号，上述两份鉴定证书均出自他们公司。

2024欧洲杯买足球平台针对上述情况，3月1日，珠宝国检集团苏州实验室客服告诉澎湃新闻记者，根据证书编号，上述两份鉴定证书均出自他们公司。但3月7日，涉事机构负责人张先生称，目前市面上有许多造假的鉴定证书，仅凭证书编号或二维码等查询方式无法判定证书本身的真假，只有线下将鉴定物件与证书一并带到公司或同一集团子公司进行判断才有效。而对于王先生反馈的相关事宜，其表示此事涉及顾客隐私，不便进行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