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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到目前为止，两个版本的《三体》都还没有触碰到上述问题的核心。因此，现在就断定它们的成败得失还为时过早。无论如何，《三体》的影视化不应该是复述英雄拯救地球或人性救赎世界的老套“童话”。

相比腾讯版，网飞版《三体》的叙事节奏确实快到飞起。八集就已经让《三体》三部曲中的主要人物悉数登场，剧情也进行到了“面壁人”的阶段。有人赞赏这种改编策略，认为这样做可以使情节更紧凑，避免注水；但也有人不认同网飞版的“魔改”，认定创作者根本不懂刘慈欣。

《三体》冷峻地描述了人类作为生物的本性以及社会（宇宙）无情的一面，描述了我们必须直面的骨感现实。因此，人们大概也应放弃一些自身的对完美社会的浪漫幻想，放弃一些非常高调但不着调的所谓“道德”“理想”。这是《三体》的“灵魂”，也是对创作者的极大挑战——影视剧作为应该迎合大众的流行文化产品，怎么去恰如其分地展现这些“有违”传统认知的思想？

银河网站让大家期盼已久的网飞版《三体》终于粉墨登场。随之而来的，则是无法避免的一系列争议。比如，快节奏的叙事是否算对美剧娱乐化倾向的妥协？对人物大刀阔斧的改造是否合理？作品对原作的理解又是否准确？当然，还有网飞版《三体》与腾讯版《三体》的比较，等等。

事实上，网飞版《三体》和腾讯版《三体》不是没有共同点：它们都致力于塑造英雄主义的人物形象，用道德、理想描绘“大写的人”。这可能是电视剧集作为通俗文艺作品不可避免的“套路”。但小说《三体》的真正成功之处并不在于此，而在于表达了公众对于全球化乃至现代文明深感疑虑与不满的情绪。

腾讯版《三体》追求的是“还原”，以至于常常对书中的科学常识、思想进行长篇累牍、逐字逐句的展现。这样做的好处是容易获得“原著党”的认可，缺陷是叙事节奏略显缓慢、拖沓。与其说这是腾讯版的失误，倒不如说，把文字表达的思想硬生生“翻译”成影像，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比如，善良的程心先是在爱的名义下导致了对三体侵略者“黑暗森林威慑”的失败，又让星环集团放弃了“光速飞船计划”，从而酿成了太阳系覆灭的悲剧——这显然是对一系列现代文明价值观的质疑和反讽。

而网飞版的《三体》有意把程慬（程心）塑造成更智慧、更勇敢、更有血有肉的人，比如她和威尔·道宁（云天明）的情感联系就构成了整部剧集最动人的段落。如此做法或许符合当下的流行趋势，但恰恰与刘慈欣的本意背道而驰——比起纯真的情感，人性的缺陷才是他的关注点。

回头来看，《三体》真正吸引人的地方在于故事背后的思想性，它从来就是一部并不通俗的通俗小说。既然如此，讨论《三体》的影视化，就不应该纠结于一些人物的设定、服化道的安排、电影特效的水准等细节。重要的是，如何把《三体》的“思想”通过文字到影像的媒介转换完整地传递给观众。

举个例子，网飞版《三体》中的叶文洁在得知三体人把地球人称作“虫子”后，立刻隐约地表现出后悔、不甘的心情，然后选择对索尔（即原作中的罗辑）面授机宜。如此改编，给人的感觉是叶文洁被三体人蒙骗上当了。这是美剧的通俗化表达，但也把人物的矛盾、复杂性给脸谱化了，没有读过原著的观众很难从中看出叶文洁对人性的深刻思考。

欣赏口味本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非要争出个所以然意义并不大。但从两种意见的分歧中不难看出，公众对《三体》的影视改编一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误解。

在刘慈欣的小说里，传统的道德底线历来是“可疑”的。这并不是说，他是个反人文主义者，而是他用生动的故事揭示了人性、道德等因素在社会（宇宙）面临重大挑战与困境时的局限性。

而这恰恰凸显了网飞版《三体》的致命弱点。“牛津五杰”的设定有其优势，不仅增强了剧集的戏剧性，还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原作小说人物塑造上的扁平化倾向。但是，把分布在三部曲中的汪淼、罗辑、云天明、程心、杨冬等人设计成朋友、恋人、师生关系，又完全违背了刘慈欣的人类共同体表述——反抗“共同末日”的任务，再一次落到了世界少数精英的手中，异化为一个小圈子里的情感游戏。

末日叙事模式是科幻小说中常见的套路，并不稀奇。但是，以往的末日科幻作品通常设定十分短暂的末日时限，以制造迫在眉睫的危机感、紧张感，比如好莱坞电影《后天》中的末日就在“后天”。而《三体》与众不同的特点，在于其设定了超长的末日时限——从三体危机发酵到三体人来到地球，有漫长的450年。

这也引出了《三体》影视改编的关键性问题：如何在保留《三体》思想内核的基础上，进行恰当的情节改造？从根本上来说，创作者应该追求的是思想、意境上的契合，而不一定是情节上的契合。

技术性的细节固然不容忽视。但更重要的问题是，与刘慈欣写《三体》的年代不同，互联网与人工智能的崛起正在深刻影响当下社会文化的走向。那么，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三体》以及相关影视剧的改编？

诚然，小说《三体》因为多年来的畅销一直被视作故事性很强的作品，但故事性强并不意味着容易进行影视改编。小说的忠实读者都知道，《三体》并没有太多适合影视化的动作场景。被大家津津乐道的“古筝行动”、三体世界的探测器“水滴”，又或者是地球舰队的末日之战，都是精彩的段落，但并非小说的主体。

网飞版《三体》确实加快了叙事节奏，加入了人物关系的爱恨情仇，提高了娱乐性，但缺陷也很明显：过分的简化让很多“原著党”以外的观众很难理解小说《三体》思想的精妙之处，也让整部作品更接近于强调爽感、悬疑的传统美剧。

值得注意的是，刘慈欣不迷信人文主义，并不意味着他是现代文明中极端科学主义/理性主义的忠实拥护者。比如，三体人为了保障本文明的生存，建立起了高度科层化与效率化的行政系统，对集体目标高度重视，完全忽视“人性”。那么，即使人类能够像三体人一样，依靠理性主义的无限膨胀在“黑暗森林”中侥幸求得生存，是否就真的值得庆幸呢？《三体2》中的一句话已经给出了答案：“给岁月以文明，而不是给文明以岁月。”

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因为刘慈欣关心的不是末日叙事模式带来的娱乐性，而是末日如何将所有人的命运联结到一起的深刻命题。于是，在《三体2》中，不管是既有权力的操控者（比如面壁者们）还是命令执行者（比如太空军政委章北海），不管是知识技术精英（比如乔治·斐兹罗将军和艾伯特·林格博士）还是平民老百姓（比如张援朝、杨晋文和苗福全等小人物），都在共同的时间中朝着那个“共同的末日”艰难地行进。这种叙事模式背后，指向的是一种人类共同体的表述。

刘慈欣在科幻小说创作中的一个关键词无疑是“宏”，比如宏电子、宏原子、宏纪元等。“宏”更代表着一种大尺度、大视野的宏大视域，比如其小说中频频出现的巨大物体、复杂结构、漫长时间等。在当下世界普遍注重个性、消解崇高的背景下，刘慈欣的大视野为整合零散化的个体开辟了全新的空间，而网飞版的《三体》显然还无法达到这样的境界。

于是，当剧中的程慬（即书中的程心）和她的同事绞尽脑汁地思索如何对抗三体人时，全世界的人再次沦为背景板，就像美剧无数次重复演绎过的通俗故事一样。如果说小说《三体》在叙述层面通过一场“共同的末日”实现了对人类共同体的呼唤与表达，那么网飞版的《三体》则破坏了这个整体性意识，再次将“我们”缩小为几个好莱坞式的孤胆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