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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洞窟内部的空间极其有限，在组装灯箱和铺设轨道的过程中，每一步都需要精确到位，不能有丝毫偏差：使用的采集设备和辅助系统需要仔细调试和校准，以确保拍摄结果的准确性和客观性；轨道铺设也是一项极其精细的工作，轨道的平整度和稳定性直接影响到拍摄的效果。同时，每次数据采集也仿佛在螺蛳壳内精巧地施展道场，每一次的腾、挪、转身都需要极高专注力和精准性；在操作过程中还要不断地调整姿势和动作，以确保不会对壁画造成任何碰触或损伤：在这种环境中，团队每个成员不仅要考虑到自身安全，更要时刻提醒自己注意文物安全，每一次呼吸都伴随着小心翼翼的动作。

20世纪80年代，“敦煌的女儿”樊锦诗负责编制莫高窟的科学记录档案，当她看到1908年的《敦煌图录》大吃一惊，对比照片发现当时的莫高窟壁画、彩塑等文物，或退化，或模糊，或丢失，已大不如七八十年前那么清晰和完整。当得知图像数字化储存在计算机中可以永远不变，她提出使用计算机技术保存濒临危险的莫高窟壁画，建设“数字敦煌”资源库，实现敦煌文物信息的永久保存和永续利用。

采集数据之后，则是更繁琐而精细的图片拼接和三维定位修正工作。记者此前在莫高窟采访获悉，人工一天能拼接大约20张照片，近两个月才能拼出一个壁面，还要再进行定位纠正，以确保不会发生形变，由此才是最终版——而这还只是平面壁画的工作量。如果是弧面壁画，需要定位纠正的量就更大，相应需要的时间也更多。至于彩塑的三维重建，可以用海量数据来形容，仅仅是第45窟一米多高的主佛雕塑，在电脑软件中重建所用的三角面就有四百多万个；中唐第158窟的涅槃像身长15.6米，三维重建该窟耗时两年，三角面达上亿。

20世纪50年代的敦煌莫高窟物资匮乏，环境闭塞，所有的职工住土屋、喝咸水、点油灯，莫高窟的首位摄影师李贞伯就是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放弃了手中的画笔，毅然承担起了摄影任务，自己动手设计制作木轨和反光板。1981年，18岁的吴健进入敦煌研究院工作，跟随李贞伯学习摄影，目前已获得中国摄影金像奖，为莫高窟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

相机的镜头轻轻滑过，捕捉着每一处细节和色彩，每一次快门声响起，都是对历史的尊重和记录。截至2023年底，团队已完成敦煌石窟295个洞窟的数据采集，采集壁画面积2.8万平方米，莫高窟超过一半的洞窟有了数字档案。

从万物复苏的春天，到冰雪严寒的冬天，一年四季，他们迎着朝阳进入洞窟，踏着落日走出洞窟，紧张有序地开展着数字化采集工作。同时，洞窟内环境湿冷，无论冬夏，棉袄和护膝都成为团队的标配。特别是在炎炎夏日，当他们穿着厚厚的棉袄，戴着护膝，穿梭在洞窟之间时，总会引来游客们好奇而怪异的目光。

雷火app中新网北京5月4日电 (记者 应妮)在这个见证东西方文化交汇的重要枢纽上，有满壁风动的盛唐芳华，有飘逸灵动的飞天仙女，有千古流传的九色鹿传说。这里，是千年敦煌。

截至目前，团队已完成180个洞窟的图像拼接处理，162个洞窟的全景漫游节目制作、7处大遗址三维重建，45身彩塑的三维重建，5万张历史档案底片的数字化扫描工作，形成了多源、多模态的海量数据资源，构建了“数字敦煌”资源库平台，实现了30个经典洞窟高清图像的全球共享。2023年推出的“数字藏经洞”，运用数字照扫、游戏引擎等技术，首次生动复现藏经洞及其藏6万余卷珍贵文物的历史场景。“数字敦煌”入选“2022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精品案例”“中国-上合组织国家数字领域合作案例集”“国家文物局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十佳案例”。

后来，敦煌研究院专门组建了以青年专业技术人员为主的文物数字化保护团队，开启自主实施数字化保护的历程。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所长俞天秀介绍，团队共计110人，主要由“80后”和“90后”组成，35岁以下的年轻人占到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