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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穆勒曾掌舵威尼斯、罗马、佩萨罗、鹿特丹、洛迦诺等多个国际电影节并以电影节总监、选片人、顾问等身份，将更多中国电影推向国际。

有了美学鉴赏的基础，中国电影一下子就吸引了我。1977年，我在南京一个户外篮球场观看露天电影，谢晋导演的《红色娘子军》，从此迷上谢晋导演和中国电影。那一时期我还看了很多中国老电影，如《神女》《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感受到它们独特的审美思想，被深深吸引。

马可·穆勒：中国电影起初最吸引我的，是其对情感的处理非常细腻，有感染力，创作者对微妙情感的感知力被呈现在大银幕上。从我的个人感受来说，中国电影在与观众的情绪沟通上做得非常出色，虽然表达方式含蓄，但引发观众共情的“突破能力”非常强。

　马可·穆勒，电影节艺术总监、国际电影学者、电影制片人，曾掌舵威尼斯、罗马、佩萨罗、鹿特丹、洛迦诺等多个国际电影节，多年来，马可·穆勒以选片人、制片人、电影节总监等身份，在世界各大电影节展中助推中国电影，不断提升中国电影的能见度，被誉为将中国电影推向世界的第一人。

在暗下来的影院，当漆黑的银幕亮起来，在其后约两小时中，好的电影会让人忘记自己是谁、属于哪个文化圈层，观众可以、也愿意以另外一双眼睛去看世界、看人生，不会特别在意自己的眼睛属于哪里。当影片结束、身边的世界再次亮起来，观众的情绪很难一时抽离，会产生想去了解银幕上世界的强烈渴望。我认为这就是电影对于不同文化间交流最直观的作用，非常感性，水到渠成。

博鱼电竞入口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意大利留学生，意大利著名电影人马可·穆勒于20世纪70年代在华留学期间观摩了很多中国影片，结识了谢晋等电影人，对中国电影产生浓厚兴趣。返回意大利后，马可·穆勒积极在欧洲组织中国电影展，译制中国影片，发表文章，出版书籍，最大程度地推介中国电影及文化。

谢晋对电影的研究广泛且深入。他不仅对当时世界上的各种电影潮流有研究，更将自身对中国传统戏曲、绘画等传统艺术的深入领悟，呈现在电影作品中，使作品极具“东方浪漫之美”。

马可·穆勒：其实像所有观众一样，能打动我的，我认为就是好电影。不可否认，不同文化会造成作品理解上的障碍，但我认为它绝非不可克服。一部好的电影真正打动人的部分，其实穿透力极强，足以突破任何障碍。

1978年底，我争取到和谢晋导演见面的机会。第一次见面我们就开始谈老电影，他是带我深入了解中国电影的导师，告诉我一定要看哪个时代的哪些作品。在此后的多年里，我向他学习了很多。

马可·穆勒：我本科阶段学习人类学，20世纪70年代来到中国留学，一些机缘之下进入辽宁大学进修大众文学，我的老师王向峰教授对中国古典美学的讲解，给我带来很大震撼，至今记忆犹新。从老师那里，我第一次了解到《文心雕龙》的美学思想，中国文化的“画幅”由此打开，中国古典美学和审美思想给了我很多启发。

近期，马可·穆勒(Marco Müller)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就其与中国电影的渊源，电影在文化交流中的价值及中国电影未来发展等话题分享他的思考和见解。

近些年，中国出现一批扎根本土、面向海外的销售公司，在文化翻译上作出了很多有益尝试。此外，还有一个助力是聘请海外比较成熟的剪辑师观看影片的定版，提提意见，他们往往既能了解导演的创作意图，又熟知更为国际化的画面表达，从这个意义上说，剪辑师也是帮助全球观众看懂电影的“翻译家”。

　作为一名电影制片人，他独立制作或联合制作的作品曾荣获包括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及戛纳、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顶级奖项在内的多项大奖。

越来越多中国年轻电影人，开始尝试商业化和大众化的电影。可贵的是，他们中不少人非常注重个人风格和艺术性。我对他们的建议是，一方面多研究和学习国际电影市场的需求和趋势，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共通之处，以更好地适应国际市场的需求；另一方面，继续探索不同的创作方向，全力表达中国电影对当下的时代情感。(完)

这个过程中，最大的问题当然是文化差异和翻译。比如谢铁骊导演的电影《早春二月》有非常浓厚的情感，有典型的东方之美，但如果不了解当时的中国社会、历史风俗，对原著小说作家柔石及当时的中国文学也是完全空白的印象，理解这部电影就会有很大障碍。

马可·穆勒：中国电影发展很快，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我非常赞赏中国第五代电影人的探索精神，他们以不断创新的表达方式给人们带来惊喜。在我看来，当下中国电影人的创作也有属于自己的鲜明特点，比如地方文化呈现、善用方言叙事等，这些都是对中国文化更为生动的表达。

再比如陈凯歌导演的电影《黄土地》，如果不理解历史背景，很可能看不明白这部电影。为此，我们需要在面向国际观众的影展活动中，尽可能多提供相关资料，比如在翻译中专门加入一些元素，帮助观众理解这部电影的背景。

中新社记者：您曾掌舵多个国际电影节，把《原野》《黄土地》《大红灯笼高高挂》等经典影片及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贾樟柯等导演推向国际舞台，最大挑战是什么？

马可·穆勒：最初接触中国电影时，我就认为这些影片值得被更多人看到，因为当时世界上对中国电影的了解几乎是零。1978年回到意大利后，我开始在欧洲组织中国电影展，译制中国影片，发表文章，出版书籍等，作了很多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