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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法与正义的冲突矛盾，本身是一道伪命题。法律是维护公平正义的一种载体，而正义是一种道德评价，是法律“背后”的法律，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则是隐藏的法律。正如电影主人公韩明所说“什么是法律？是天理、是国法、是人情。我不相信没有天理的国法，我也不相信没有人情的天理”，法律能够并且应当只是实施从普通人情感中提炼出来的理性法则。“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从某种意义上指的是，法律适用的结论既要合乎逻辑，更要符合社会经验，而这一经验不仅包括了反映社会的客观事物，还有满足人们对公平和正义的主观期待，即常情常理。所谓“灵活司法”，其实为法律的正确适用。而僵化司法，往往是司法人员只从字面上理解法条规定、忽视了法律背后的“法律”，从而错误适用法律，造成偏离实质正义的结果。

贝斯特全球最奢华电影《第二十条》之所以让人反复回味，可以说，不仅是因为正当防卫本身，而是因为它背后一个更抽象更宏观又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的主题——法与正义。

正义不仅应当实现，而且应当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体现在司法裁判中，使人感受到判决过程的公平性和合理性。同时，裁判必须是依法的，而不能仅凭正义情感。因此，正义的实现必须有在法律上“说得出”的理由。

唯有多措并举，不断推进法律适用的水平，正义方可通过民众“听得懂”的方式被司法者“说得出”，进而体现在“看得见”的裁判中。

现实中，我们常常将无法实现个案正义归咎为僵化司法(司法机械主义)，朴素地认为要实现正义就必须灵活司法。而“灵活”的关键就在于办案人员应当心中满怀正义、秉持悲悯之心，并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有所变通。但是，当我们将司法公正的实现寄托于司法者的“灵活”，如何约束这种“灵活”？这值得思考。

“法律是正义与公平的艺术”，对这一门“艺术”的掌握，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正义是制定法的基本价值，是立法者的目标，是司法的灵魂和生命，但司法者所能依据的只能是“法”，所追求正义的也只能是“依法”。如果允许司法者依据良心、追求正义，而不受到法律的束缚，那么又有什么办法防止他追求正义与良心之外的东西？对此，统一法律适用是实现公正司法的重要路径。这一方面，要建立健全统一法律适用各项制度机制，着力解决法律适用分歧，推广类案检索制度，确保严格公正司法。另一方面，要出台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构建案例指导体系，加强裁判要旨梳理提炼，多措并举促进裁判标准统一。此外，还可以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优势，发挥审判委员会、专业法官会议作用，落实院庭长统一法律适用标准监督管理职责，强化独任法官、合议庭正确适用法律职责，加强疑难复杂案件法律适用研究，确保裁判尺度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