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墨脱县从教20多年的格桑德吉认为：“曾经我们教育的目标是来得了、有地住、有学上；现在变成了上好学。”然而，对于西藏教育的发展，一些人要么看不见，要么视而不见，甚至别有用心，刻意抹黑。其实世界上不少地方都有寄宿制学校，一些国家出现了问题，应检讨自身，并采取实际行动认真解决，而不是戴着有色眼镜，以西方殖民视角来想象和污名化今天中国西藏的寄宿制教育。

1971年，卓玛到北京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念本科，1976年初毕业后回到西藏工作，成长为一名在西藏高校从事理论研究的科研人员。她对我说，当时学校条件虽然不如现在好，但若不是因为当时学校推行寄宿制，她就无学可上了。因为西藏地广人稀，只有县城才有正规学校，想要接受教育，就只能去县城的学校住校。

为让越来越多的孩子走出大山，实现梦想，不少大学毕业的藏族有志青年回到家乡，为家乡的建设贡献学识与才干。他们的亲身经历证明：要找到出路、改变命运，教育是关键。

西藏教育事业的发展不仅提高了当地各族人民的文化素质，也为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持，成就是巨大的。

永利官网入口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开辟了中国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新时代。中国通过发展民族地区各级各类学校，举办预科班、民族班，在广大农牧区推行寄宿制教育，着力办好民族地区高等教育等举措，促进教育公平，保障少数民族受教育权利。

官方统计数据显示，西藏现有各级各类学校3409所，在校学生94.4万多人，学前教育毛入学率达89.52%，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7.73%，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1.07%。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西藏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2010年的5507人上升到2020年的11019人。

梁俊艳，女，汉族，1978年生，新疆阜康人，历史学博士，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西藏近现代历史，英国、印度与中国西藏关系史等。

我熟悉的前辈学者、西藏历史研究专家喜饶尼玛教授也受益于寄宿制教育。他回忆说：“我母亲是翻身农奴，解放前家里没有一个识字的。今天，我兄妹五人都是大学毕业。我现在是大学的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的研究对象是西藏，每年都要去西藏各个地区进行田野调研，遇到过很多教育改变命运的案例。例如，2023年9月初，我在西藏林芝朗县调研的过程中，遇到一位热情的“90后”藏族司机多杰，他通过个人努力奋斗，从事运输业、挖虫草等辛勤劳动积累财富，随后购买并出租挖掘机，在朗县拥有两套藏式独院别墅，在林芝市也购买了100多平方米的商品房，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多杰本人没有考上大学，一直深感遗憾，因此非常重视家人的教育，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林芝市接受更好的教育。在多杰帮助下，他的弟弟和妹妹到县城的寄宿制学校读中学，后来考上了西藏民族大学。类似这样的案例，我们在西藏调研过程中遇到的不在少数。

当然，我们也清醒地意识到，在地域辽阔的雪域高原办教育十分不易，而要把基础并不雄厚的西藏现代教育办好更难，当前西藏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仍面临不少挑战，如教育资源区域分布不均、师资力量不足、教育质量还不能满足民众越来越高的需求等。中国政府正在采取相关措施，社会各界也以不同方式支持西藏地方教育的发展，为解决这些困难和问题付出宝贵努力，我们有理由相信西藏教育的明天会更加美好。

我身边来自西藏的藏族同事和朋友，很多都是通过寄宿制教育改变自身命运的。我的好朋友卓玛教授，生于1954年，由于她家住在八一镇，为了上学，就得在离家20多公里外的县小学住校。20世纪50年代的住校条件远不如现在，十几个孩子睡大通铺，吃的东西也要自己带，小学毕业后，她继续在林芝县(现林芝市巴宜区)读中学，仍是平时住校，周末回家。

旧西藏只有占人口不到5%的贵族享有受教育权，占人口95%的农奴和奴隶几乎全是文盲，他们没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和平解放以来，在中央政府支持下，西藏高度重视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传承和保护，不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大力推广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鼓励各民族相互学习语言文字，切实保障公民受教育权。

1956年，中国佛学大师喜饶嘉措先生就指出，“由政府从财政拨款，建筑固定校舍和供给学生食宿，以解决校舍和学生供给问题，学校自易举办和巩固。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是少数民族地区一切建设事业的基础。”

1951年至2020年，国家累计投入教育经费2239.65亿元人民币，推动西藏建立起涵盖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特殊教育的现代教育体系，在整个西藏自治区实行15年公费教育。2015年以来，通过实施教育人才“组团式”援藏，有力提升了西藏的教育水平。

有句话说，不管你来自哪里，只要接受教育，你就有了改变命运的机会，的确如此。喜饶尼玛教授长期从事高等教育事业，他认为：“寄宿制学校的存在有客观必要，也有主观需要。难以想象没有这些学校，多少人会失去发展的机会。”